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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质海报封面图

人质

Threshold
剧情 / 短片
2010-01新加坡上映 / 15分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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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介

在2009年7月23日的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典礼上,毕业生致辞代表是来自艺术、设计与媒体学院的罗子涵。这名几年前早在国内外影展获得不少奖项的青年导演,在自己的毕业演讲中向校方提出了抗议。罗子涵为毕业短片《人质》(Threshold)设计的海报,本应在举行毕业典礼的南洋礼堂展出,但校方行政人员却在毕业典礼的一周前发电邮给他,指“毕业典礼有儿童出席,海报设计并‘不恰当’”,要求他修改海报作品。海报呈现的是一名在镜子前回头的半裸男子,一名男性的双手从背后搭着他的肩和揽着他的腰。事实上,今年4月末,在艺术、设计与媒体学院的毕业生作品展中,这张海报已亮相了两个多星期,公众与嘉宾(包括主宾新闻通讯及艺术部代部长吕德耀)在出席学院开幕典礼时,也未对海报提出任何异议。 在演讲中,罗子涵表示自己原想照校方的指示修改海报,但在面对自己的作品遭审查的情况下,他发现自己无法由衷地说出讲稿中所倡导的“(艺术家的)尊严”与“开创新境界”等字眼,因为他觉得自己必需诚实,才“对得起推选他为毕业生代表的同学们”。 最后,他决定不展示海报。 一般人很容易将罗子涵的抗议断定为“大逆不道”,“不知感恩”。实际上,这类普遍见于主流媒体如海峡时报在线读者的意见,犯上了断章取义和管窥蠡测的毛病。说断章取义,不仅因为大部分读者都在未观看过电影的情况下妄下定论;此外,罗子涵在演讲中呼请毕业生起立,以掌声对亲属表示感激,还向教授们致敬。他的语气真挚恳切,而就算是谈到审查事件时,也没有表现出强烈而愤慨的对抗性姿态。 说管窥蠡测,则因我们还未理解“大学”这个空间本身的意义。实际上,罗子涵发言的场合、时间和对象是最恰当不过了。大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包容异议、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的空间,而当大学的行政人员俨然充当审查官时,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。他们在回应媒体的询问时表示“校方原本是要求罗子涵更换而非修改在南洋礼堂展出的作品”。难道更换不是另一种审查行为吗?我们更应该问的是,这些行政人员侵犯艺术家的尊严(artistic integrity)是否正确?此外,毕业典礼更应被视为大学生展现理想主义与独立人格的最佳场合——在此时进行的仪式、演讲和欢庆——无不隐含着重大的象征意义。罗子涵拒绝展出海报,勇于在毕业典礼上和权威对话,与其说是大逆不道,还不如说是维护个人艺术尊严,公民不服从(civil disobedience)的表现。南洋理工大学应该为培养出像罗子涵这样的优秀生而感到自豪,因为在一个普遍以就业机会和起薪高低(而不是独立思考、治学精神和社会理想)来界定大学生存在价值的务实世界中,他的胆识和独立人格显得尤其可贵。我们常在指责新加坡大学生“缺乏独立思考”、“社会意识贫乏”,而为什么当大学生有了主见,勇于提出异议的时候,我们却变得惶恐不安了呢? 另一方面,罗子涵的抗议事件,还揭露了另一些问题。 我们的体制中是否存在着一批爱粉饰太平、矫枉过正,急于当道德警察的中间管理阶层?我们的审查机制是否又过分完善,对投诉者趋炎附势,对艺术家的尊严却视而不见,哪怕是还未接到任何投诉信前,就已不假思索地将艺术家视为罪犯?什么时候,我们才能认识到,艺术家也有尊严?什么时候,我们才会明白,艺术家应该享有一个不受泛道德主义者和政治所干预的自主空间(autonomous space)? 庆幸的是,南大最终雍容大度地对待罗子涵的抗议,既不谴责也未采取任何处分。但如果真有人对海报提出异议,大学是否能在倡导学术自由的名义下,继续捍卫学生的艺术尊严?这恐怕才是真正的考验。 反讽的是,罗子涵还是南大招生的广告代言人,亦即所谓的“海报男孩”。他的广告词,是非常有趣的:“南洋理工大学光辉灿烂的历史,启发了我的某些作品”。虽然广告中没有解释这段“光辉灿烂的历史”指的是南大的哪段时期,但若将广告词与罗子涵遭审查及抗议事件相互对照,其中所存在的多重吊诡和时空错位,甚是令人玩味。 罗子涵在演讲中说:“身为艺术家,我们不只应该追求创作伟大的作品,也应该为我们的创作负责。否则,我们就出卖了自己及观众。”但愿他能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面对不合理的审查时, 继续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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