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片开场，“我”在家对着镜头，道出自己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的消息，政府很快赔了二十一万。“我”用这笔钱买了录像器材，打算记录自己有限的生命。整部影片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记录“我”走向死亡的过程。阿成来香港十年，做杂工，工作勤恳但收入微薄，老板和同事都看不起他。他来自大陆的女友嫌他穷而分手，后来当了妓女。阿成很自卑，没有朋友，唯一的爱好是看录像带，反复观看罗伯特·德尼罗的《出租车司机》，潜意识里也想成为暴力英雄。他住的房子由五六户人家合租，大多是新移民。他每天进出，从未和邻居碰过面，只能“听”到他们的动静：孩子的哭声、夫妇的争吵声、电视声……在社会压力下，他的病情恶化，最终爆发，变成极度危险人物，总想利用自己的艾滋病毒去“报仇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