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圣何塞信使报》的记者、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加里·韦伯和妻子苏以及三个孩子住在一所普通的郊区房子里，韦伯很叛逆嬉皮，喜欢摩托车。因之前曾在中西部的职位上有过一次不检点的行为，他和苏的关系一度紧张。一个性感的女人科拉尔递给了韦伯一份令人瞠目结舌的陪审团记录，其中提到了中情局与毒品走私的联系，这一消息令洛杉矶的一个大毒贩瑞奇·罗斯的辩护律师艾伦·芬斯特感到震惊，他向政府检察官罗素·道森提出上诉，结果该案件却被撤销，而这样指控有罪的证词就不会被公开。鉴于受到政府官员的抨击，韦伯相信“坏人通常比好人更诚实”，他得到了主编安娜·西蒙斯和出版社老板杰瑞·塞波斯的许可，飞往中美洲公开采访被监禁的毒枭诺文·梅尼斯。梅尼斯在监狱院子里仍然过着奢侈的生活，并受到其他囚犯的尊敬。他向韦伯提供了有关奥利弗·诺斯和整个走私活动的大量信息。韦伯开始四处寻找证据，证实有中情局支持的尼加拉瓜叛军正在向美国走私毒品。尽管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弗雷德·威尔反复警告韦伯“你不知道你要进入什么样的境地”，而一位中情局人员也警告“你正在进入某些敏感领域”，韦伯还是继续揭露了一个名为“黑暗联盟”的故事。这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并因抢先报道而激怒了《华盛顿邮报》和《洛杉矶时报》等自以为傲的报纸。他们的愤怒让他们可能更愿意相信他们从政府渠道得到的消息，即韦伯的故事被误导，来源不足，并且从本质上讲是错误的。官方向记者的老板们施压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刊登了一篇坚称“证据不足”的报道，新闻界普遍对韦伯大加指责，韦伯不可否认的性格缺陷也暴露在聚光灯下，而他本人也开始怀疑自己被跟踪了。作为一家相对较小的报纸，《圣何塞信使报》不习惯于受到如此多的关注，它无法承受聚光灯下的热度，以至于当韦伯因其系列作品获得新闻大奖时，他已经被赶出了报社大门。